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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吕:唯一参加唐朝科举的日本留学生,将一生奉献给了唐朝

阿倍仲麻吕画像

在唐玄宗天宝十一年,一位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问礼于老聃,学诗于子夏”,进士及第后“慕华不愿去”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以“授司经局校书,正九品下,属太子左春坊”,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书为仕途之始,晋升至从三品高官阶的秘书省长官秘书监,他为唐代图书事业繁荣致力躬亲,尽心尽职作出的卓越进献,使中国图书事业的汗青至此揭页而新,色泽醒目。阿倍仲麻吕以其风流倜傥、宏儒硕学始终深得唐玄宗、肃宗信任;他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诗坛圣手情谊笃厚,有诗唱和;他是其时独一列入科举测验,金榜落款,进士及第的外国留学生;他在中国汗青上首开外国粹者任秘书监———国度藏书楼馆长之先河;他少小离乡,“结发游圣”,“负籍辞亲”,“名成太学”,尔后一生留仕长安,将毕生精神贡献给了唐王朝。阿倍仲麻吕与6次东渡扶桑方抒宿愿的唐代高僧鉴真,被喻为中日友好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壁。

一、阿倍仲麻吕所处的时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文化高度成长的鼎盛时期,国威浩荡,声名远播,而唐太宗至玄宗各朝帝王又极为正视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使盛唐风貌,远驰域外,“声教所及,唯唐为大”,一时“万国欢心,四夷钦化”,《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和其时世界上300多个国度和区域互订交往,多量外国使者翻山越水,迢迢万里来到唐都,在长安蔚为“万国来朝”的盛况。

日本自舒来日皇二年至宇多天皇六年,这前后长达264年的时间里,曾19次遣使入唐,每次来华使节都带有大量的学问僧、留学生及工匠艺师同业,这一批批学问僧与留学生除了在唐耐劳研习,全力把握中华文化精髓之外,自唐回国时,将“所得赐赉,尽市文集,泛海而归”,携去华文典籍,成为时尚。留唐19年的吉备真备,在中国粹习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五经,天平六年归国时,除了带回《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外,还抄回了《东汉汉记》43卷。据不完全统计,隋唐之世流入日本的中国典籍多达1800余部,18000余卷,大略巳经摄取了隋唐宫庭藏书的一半摆布。

阿倍仲麻吕登高望乡浮世绘

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奉敕编撰的影旧钞卷子本《日本国见在书目》专记冷然院所藏唐代以前传入日本的烬余之书,即有唐及唐以前古籍1579部,计16790卷。唐诗人王维曾写过日本学者携“金筒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的句子。诗人陆龟蒙《闻园载上人挟儒泊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集中描写了日本学问僧携带儒家学说与梵学经典等珍贵图书回国的情形,诗中写道:“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解声,此后遗篇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

中华文化的东渐对日本各方面影响极大,日本政治史上有名的大化刷新,便是周全模拟中国唐代的典章轨制;文武天皇大宝中公布的《大宝令》和养老二年对此令的点窜,几乎原文照搬盛唐律令;日本最早的华文诗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均成书于唐代中叶,深受六朝至唐初骈文影响;神龟五年(大学寮始设文章道,《文选》《尔雅》被选作教科书,具有华文范例的地位;而吉备真备凭据华文楷书偏旁缔造的“片化名”,留学僧空海凭据华文草书偏旁缔造的“平化名”即成为至今使用的日文字母。同时期,在作为文化事业主要一翼的藏书楼事业中,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思惟,唐代类书、韵书及字典等对象书的编篡和使用,以及大量被带去日本的华文图书典籍,无疑极大促进了日本藏书楼事业的成长。阿倍仲麻吕就是在如许一种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岑岭时期,来华留学并进仕途于长安的。

阿倍仲麻吕纪念碑

二、从校书郎到秘书监

阿倍仲麻吕生于日本文武帝二年,其父系正5位中务大辅船守;阿倍聪敏娴静,性好念书,幼时获精巧教育。日本元正女帝灵龟二年大伴山守等任第九次遣唐使时,阿倍被选为随使来华留学生,获赐14匹、绵百屯、布80端为膏火,时年18。阿倍随大使入京师后,奉特许学于国子监,与唐公卿贵游后辈比席受业,卒业后列入科举测验,进士及第,成为唐代数百年间来华留学生中独一的进士。唐玄宗亲赐他华文姓名晁衡(亦作朝衡),字巨卿。按中唐定制,太学卒业或进士及第,个中尤善词句辞章者,先授校书郎3年,《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秘书监·校书郎》记载:“大唐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郎,皆为美职。”山东名流王冷然,于开元五年举进士第,得吏部奖掖,授校书郎;稍后,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均试“书判拔萃科”“博学鸿词科”及第,被授校仇典籍,刊正文章的九品校书郎。

阿倍仲麻吕高中进士后亦被授司经局校书,进入东都洛阳皇太子李瑛的东宫,刊校经史子集四库之书。阿倍是开元十四年的进士,与同为开元进士的诗人储光羲友谊笃厚,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诗中“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收支蓬山里,消遥伊水旁”的诗句,便是描述了朝衡(阿倍仲麻吕)在春坊书库里辛勤校刊图书,与友人信步伊水,纵谈文章词华的生活。

阿倍仲麻吕在校书郎任上一年,唐开元十五年“寻授左拾遗,从八品上”,与诗人王维“同官相善”,有诗唱和。唐代自太宗贞观元年至玄宗天宝十四年的120多年间,恰是藏书楼事业高度成长的黄金时代。太宗、玄完都十分正视对图书的汇集整顿,太宗时,一代硕儒“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世界书,”鼎力收集官藏与民间典籍;玄宗于开元三年,选名儒马怀素、诸无量二工资侍读,待之以“师资之礼”;开元三年岁尾的一天,马、褚二人侍宴,玄宗对他们谈及秘书省及内库经籍之事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马、褚受旨组织了始自开元初年的大规模校书、写书和编目运动,为了搞好这项钦定工程,国度竖立了专门机构———集贤院校理内库图书。

日本遣唐使船(画卷)

开元五年,玄宗续封马怀素为秘书监,率国子博士尹知章校正宫庭藏书,又借抄民间异传秘本;开元七年,玄完续令“公卿士庶之家所存异书,官借抄录。”因为朝廷的鼎力倡导,形成了“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的情状。诗人刘禹锡《早秋集贤院即事》中“蕙草香书殿,槐花点御楼。山明真色见,水净浊烟收。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州。”的诗句,描画了群儒毕集,整顿刊校官藏图书典籍的敬业与辛勤。尽管唐皇室是以聚书“点缀升平”,但大规模地汇集、整顿、校正和使用图书,却有效促进了唐代图书事业的成长。作为国度藏书楼的秘书省以及长安、洛阳两地的集贤院,在这场持久浩荡的“聚书”运动中施展了主要感化,不止形成了全国几大藏书中心的款式,并且对其时所进行的大型学术运动,如颜师古等校定《五经》,孔颖达、欧阳询、李谆风等撰史,都供应了充裕的文献保障。

阿倍仲麻吕得开元、天宝年间“藏书之盛”的天时,于天宝十一年就任秘书省长官—从三品高官阶的秘书监,“掌经籍图书,监国史,领著作、太史二局。”其职责相当于现代国度藏书楼馆长。作为主管邦国经籍图书机构的秘书省,其雏型虽可上溯上古,但直至隋唐才臻完美。隋唐之世是我国官府藏书的活跃时期,且自唐初始,官藏根基上集中于秘书省,适应这种需要,当时秘书省内巳设有监、少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主事、典书、亭长等一系列条理清楚,分工明确,组织细密的职官,形成我国秘书省藏书轨制空前完美的系统,阿倍任秘书监时54岁,正值常识、才调、精神及实际官任的巅峰,他做过校书郎、仪王友等,对宫内及府库藏书的情形十分熟悉,在新职内除持续着征集、校刊、整顿藏书,为盛唐图书事业绵上添花外,还以秘书监高位之尊,欢迎外国使臣来朝及伴随参观,在晚年为朝廷介绍了称职的交班人,做到了克尽职守,进献卓越。

阿倍仲麻吕(剧照)

天宝十二年日本国使臣藤原清河一行抵达唐都,受到唐玄宗接见。藤原清河是历次遣唐使中卓然超群的一位学者,他气宇轩昂,风貌炯逸,深受唐玄宗赏识,赞叹他“不辱仪礼国日本之名”,诏授滕原清河为正二品特进。阿倍受玄宗命,以卫尉卿身份全权欢迎,宿卫日本使节,又以秘书监身份引陪日本使臣观摩皇家信库和三教殿,检视个中所收藏的经、史、子、集四部及儒、佛、道三教图书。籍此日使来华待返之际,阿倍仲麻吕申请归国,获玄宗恩准,此后,他便列入了日本使团的外事运动,成为日本国聘贺使,同时,唐玄宗也授之为遣日使,赐圣旨衣服等,阿倍一时兼具着“箧命赐之衣,怀敬问之诏……恢我王度,谕彼蕃臣”“佩两国之印”的殊荣身份,这既透露了朝廷对日本使节的充裕尊敬,也赐与了阿倍仲麻吕至高的评价和信任。

阿倍仲麻吕与滕原清河的船队海途遇难,他们于天宝十四年历劫返唐;同年十一月安禄山造反,两京沦陷,阿倍仲麻吕随玄宗西走逃亡,至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回到长安。安史之乱使图书事业蒙受伟大损失,阿倍返京后,一方面全力于藏书的整顿增补,以图及早恢复元气,一方面已在协助朝廷物色新的秘书监人选了。此时代的日本,孝谦女皇已让位于淳仁天皇,唐乾元二年日本遣高元度入唐,拟顺便将阿倍仲麻吕及滕原清河接回国,上元元年高元度自长安东返,当提出这一要求时,阿倍与滕原均以垂老不胜海旅而绝意归去了。滕原清河决意留唐后,更名为河清,同年,阿倍举荐滕原河清任秘书监,为朝廷回收。滕原河清继阿倍之后,以他原正二品特进官阶任“特进兼秘书监”,他任职的肃宗、代宗两朝,跟着政局的安宁,图书事业亦得苏醒,宰相元载请以“令媛购书一卷”获颁实行,两帝也“屡诏购募图书典籍”,还派员至江淮一带斯文调集之乡访书,经由这一番起劲,使四库之藏,渐次恢复。

阿倍仲麻吕与杨贵妃(剧照)

三、阿倍仲麻吕真絷而深挚的中国情结

阿倍仲麻吕仕唐50年,将毕生精神进献给中日友好和唐代图书事业的繁荣,他曾以诗歌表达对唐王室恩待的感谢,他曾将日皇赐给他的布裘赠予中国友人,他与当朝名流王维、李白、赵晔、包佶、储光羲等情笃谊深,留下很多动人的诗篇。唐天宝二年阿倍任仪王友,职为随侍游居,规讽道义,时值李白在京任翰林侍诏,两人由此了解友善。李白的同伙王屋山人魏万亦与阿倍情笃,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回王屋》诗中,说魏万“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此裘便是以阿倍来华留学时日皇赐赠的布料缝制。当他申请与滕原清河回国获准时,便一向感动在情绪的旋流中,唐玄宗亲自写了一首五言送别诗:“日下非殊俗,天中盛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飚。因惊彼正人,王化远昭昭。”诗中歌吟了中日两国习惯近、友谊亲,祝愿这些打破惊涛骇浪的友好使者,能顺利地把大唐仪礼教化流传到远方邻邦。

阿倍仲麻吕对浩荡皇恩和送别诸友,写下《奉命还国作》诗:“奉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国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马非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生平一宝剑,留赠交友人。”真絷地抒发了他对故国和久别亲人的眷念,也表达了他对唐皇室和中国友人的依依依恋之情。拜别期近时,王维有赠别诗云:“积水弗成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拜别方异乡,音信若为通。”足见桃花潭水之情。当阿倍仲麻吕的船只在海上遇风漂流的新闻传到彼时正在太原漫游的李白耳中时,李白误为絷友遇难,沉痛欲绝,写下《哭晁衡卿》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人以明月滔海来赞喻阿倍的人品,并且在拜别多年之后写出如斯真絷的诗篇,足见他们之间情绪的深挚。

阿倍仲麻吕(剧照)

阿倍仲麻吕于唐大历五年故世后,朝廷即追赠他从二品潞州多半督;而日皇于光仁帝宝龟十年恩赐其在日本的眷属东百匹,白绵300屯;至仁明帝承和三年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日本天皇下诏,追思阿倍仲麻吕的功勋,推崇他是一位因成就之高而遐迩学海、如凤毛麒角般的英才。天皇特为之超授正二品,诏文曰:“故留学生从二品安部朝臣仲满,身涉鲸波,业成鳞角,词峰耸峻,学海扬漪,显位斯升,英声巳播。若何不,莫逐言归。唯有剡天之章,长传掷地之响。追贲幽垠,既隆于前命;重叙崇班,俾给于命诏。”赐与他极高的评价。

参考文献:《全唐诗》、《旧唐书》、《唐诗合注笺解》、《中日交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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