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尊鱼卑：唐朝人为何信奉“烧鱼尾”？

生动活跃的鱼，作为食物，受到唐人的喜爱。唐代鱼形器物也不足为奇，这些雄厚的鱼形器物以其特有的文化符号显现了唐代社会政治、生活文化。与此同时，鱼也在唐人的文化生活中，绽放出它的多重色彩，鱼成为唐人笔下常见的对象。唐代鱼文化深入到宗教崇奉中，道教崇鲤被认为是李唐崇鲤的原因之一。

鱼与道教文化有着亲切关系，道教太极图的构造如同两条互相追逐、首尾相连的鱼，道家也常以此图表达道学思惟。鲤鱼在道教中有着特别的地位，经常被记载于道家故事中，成为道教仙人的坐骑。

唐代道教徒深信龙为鲤鱼变化而来，并将其纳入道家经典之中，鲤鱼成为道教徒们敬仰的圣物，神圣弗成入侵，号为“赤鯶公”，弗成随意捕杀、吃食，一旦违反划定，必将遭祸。《酉阳杂俎》云:“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

道家崇敬鲤鱼，尊奉为圣物，其来由是相信“鲤鱼多为龙。”由此可见，即使在这一时期；鲤鱼地位被提拔，但在道家系统中，龙的地位依然高于鲤鱼。所谓鲤鱼化龙，只是鲤鱼在浩瀚鱼种中，被选为化龙的代表鱼种，由此地位得以提高。

在道教之外，鲤鱼化龙也与唐人生活关系亲切，最为凸起的就是以鱼跃龙门透露科举及第。鱼跃龙门，语出辛氏《三秦记》，《宁靖广记》引《三秦记》曰：“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外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唐人以“鱼跃龙门”透露录取入仕的记载，数量可观。姚康诗云：“龙门应可度，鲛室岂常居，”表达了本身争取功名的果断决心。元棋诗云：“鱼贯终何益，龙门在吃力登。有成看成雨，无用耻为鹏。”表明本身誓要科考及第、不做寻常人的弘远理想。

方干诗云:“鳣鲔那知恢弘恩……孤鹤必应思凤诏，凡鱼岂合在龙门，”诗人以“凡鱼”自喻，是对本身身份的自谦之词。姚鹄诗云:“似龙鳞己足，唯是欠登门。日里腮犹湿，泥中目未昏。乞锄防蚁穴，望水泻金盆。异日能为雨，公田报此恩。”

本诗看似是写鲤鱼，实则写人，诗中鲤鱼便是诗人本身，诗人以鲤鱼的怀才不遇比方本身的不得志。“异日能为雨，公田报此恩”，是诗人的美妙愿景。诗人进展有朝一日，能够碰到赏识本身的伯乐，一展理想，待异日出名之后，本身定会同那己经变化为龙的鲤鱼一般，答谢当日提升之恩。

由鱼跃龙门又演化出“纵壑鱼”一词，也可用来示意科考顺利、仕途通晓。钱起诗云:“巨鱼纵大壑，遂性似乘时……喻士逢明主，才献得所施。”以巨鱼纵壑的景遇，表达了本身进展获得明主赏识，得以施展才调的愿望。

此外，鱼化为龙需“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也”，化为真龙，必需经由烧尾环节。因而，“烧尾”也成为唐人科举及第的代称，有名的“烧尾宴”亦与此相关。周鹭《唐五代科举习俗研究》指出，唐人以鱼跃龙门、烧尾来透露科举及第，是因为进士及第与鱼跃龙门同样艰辛，在及第后则身份倍长，前途光亮，与鱼跃龙门化龙之后，拥有美妙新六合相似。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风与文学》认为，唐代烧尾的目的在于借烧尾来表明士人身份的改变。高启安《释烧尾——一个唐代名宴称呼的人类学解读》，则从人类学角度对烧尾宴进行了深度解读。“刘绍义《唐代的“升学宴”》，言明所谓烧尾，是因为鱼跃龙门，只有以天火烧其尾，才能成为真正的龙，考据得出烧尾宴的竣事是在苏环时期。

总的来说，鲤鱼化龙的典故被唐人普遍应用于科举中，衍生出以鱼跃龙门、纵壑鱼、烧尾等分歧名词来表达科举及第。而以鲤鱼化龙透露科举，则有举子科考与鱼跃龙门沟通，身份地位有所提拔之因。不难看出，个中所蕴含着的龙尊鱼卑思惟观点。

暗含鱼化龙现象的例子，在笔记小说中也有记载。《前定录》记载了一则唐人陆宾虞的故事，大意为:陆宾虞为考进士来到国都，与一位名为惟瑛、精晓相面算卦的僧人交往甚好，惟瑛曾说“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究竟在这一天，陆宾虞吃到了鲤鱼羹，不久之后科考发榜，得以高中，排在第十六名。

陆宾虞因为吃到鲤鱼羹而高中，表清楚唐人以“鱼登龙门”象征科举中第的遍及性，暗含龙尊鱼卑的思惟意识。《纪闻》记载了唐长安太守卢翰在终南山时，曾见到一块圆石中有一条白鱼，白鱼后来“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鳍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鱼跃龙门”后会被烧尾，烧尾、掉尾意思沟通，可见白鱼变化为龙。鱼化龙，具有去卑取尊、腾达飞黄的寄义，示意出生人对升迁腾达的强烈盼望。

综上所述，鱼化龙现象在唐代并不独存于道教，亦存在于唐人社会生活与笔记小说的记载中，它们所蕴含的脑筋意识是一致的，即“龙尊鱼卑。”这一文化现象作何注释，是值得商量的。鱼自远古时期，作为食物，知足了人的生存需要，从而上升到神格，组成了远古时期的鱼文化崇敬。

龙的显现时间较鱼晚，据考古挖掘，龙的文化形象发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年月上讲，显然鱼文化的汗青更为长远和深挚。龙文化在最初，与鱼文化功能相雷同，首要示意为图腾崇敬、神灵崇敬，两者地位不相手足。

秦汉时期，龙的地位起头凸显。秦始皇于六国统一后，称为龙。刘邦则将其出身与龙挂钩，显露本身显赫的身世。鱼、龙均衡地位起头被打破，龙逐渐成为帝王的标记，神性与权力的象征，皇帝被称为“真命皇帝。”这种趋势一向持续，至唐代完全没有逆转的陈迹。

唐代帝王继续了龙为皇权的思惟寄意，唐高宗、中宗曾将年号改为龙朔、神龙及景龙，这些年号皆与龙有关，显露了唐代帝王的定数观与龙文化的关系。这一时期，龙的水神崇敬也起头鼓起，龙成为祭奠求雨的海神地位根基被划定下来。此前，龙、鱼皆被看作是雨神，具有成云致雨的能力。唐代，龙则完全庖代了鱼雨神的地位，鱼文化的崇奉地位受到威胁。

“龙尊鱼卑”这一现象，显露了鱼文化的开放与包涵，但从价格上来说，是其地位下降的示意。龙盛鱼衰的过程，施展着文化崇奉主体中心的转移，这一转移造成的究竟就是，鱼文化逐渐离开神秘化崇奉的领域，走向世俗。

自唐今后，鱼文化加快走向世俗化，门闩不再制为鱼钥，宋元今后墓葬中弃用人首鱼身俑。鱼跃龙门不再作为科举及第的标记，转而成为民间剪纸、贴花及织染上的祥瑞图案。鱼书、鱼素则被普遍应用于社交。鱼的药用价格被越来越多的存眷，应用到实际医学治疗中。